数字里的中国社会和谐度

社会秩序和稳定指数出现负增长

为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和谐度，我们选择了38个重要指标组成指标体系，它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六个子系统。资料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民政、劳动统计年鉴、有关部委提供的数据及调查资料。

1979年－2003年25年间，经济社会27个指标的综合指数年均递增速度为5.4%，各子系指数变化最快的是生活质量递增6.0%，其次是人口素质为5.8%，经济效益和社会结构指数递增5.4%和3.9%。

但社会程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却出现负增长，社会秩序指数25年年均递减2.0%。其中，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9年的5.5件上升为2003年的34.1件，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7.0%；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和治安案件发案率，年均递减3.2%和5.2%；每10万人交通、工伤、火灾死亡人数2003年达13.6万人，每10万人死亡率从1979年的4.4人增至10.6人，年均递减3.5%；25年间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1.1%。其中，通货膨胀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递减5.8%，实际失业率年均递减0.8%，贫富差距年均递减4.1%，城乡贫困率递增6.4%，其中城镇贫困率年均递减7.3%，城乡收入差距递减0.9%。

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意味着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上升。25年来，此两项指数的呈现负增长，影响了综合指数的增长。

在GDP总量中，社会发展总支出增长速度慢

国家用于科教文卫、社会福利的事业费和基建投资，统称为社会发展总支出，不包括社会和集体个人投入。在改革开放前，社会发展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在3%－4%之间，改革开放后以“六五”时期为最高，达5.1%，以后即降至4%左右，近几年因增加了教育投资，2003年比例提高到6.2%，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上述社会发展总支出中未包括社会保障支出的财政补助。

贫富收入差距扩大。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

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不足，农村缺医少药

卫生的投入更少，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0.4%－0.5%之间，历年呈下降趋势。据统计，预算内卫生事业费和卫生基建投资2003年为1058亿元，占GDP由上年的0.83%上升为0.9%，从历年看，比例最高是“六五”时期，达0.83%，这反映了卫生经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

医疗资源的城乡分配严重不均衡。据卫生部调查统计，医疗卫生资源约有80%集中在城市，共中2/3又集中在大医院，用于农村卫生经费的比例，从1991年的20%降至2000年的10%。2004年底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说，在近几年中央财政支出中，卫生支出仅占1.6%－1.7%，其中有70%的医疗费用于占总人口30%的城镇，在农村约有40%－60%的人因看不起病而致贫、返贫，中西部地区因病而死亡的比例高达60%－80%。

近十几年医疗费猛涨，全国综合医院每一诊疗人次的医疗费从1990年的10.9元涨至2003年的108.2元，上涨了8.9倍；同期，平均每一住院者住院医疗费由473元升至3911元，上涨了7.3倍。在卫生医疗总费用的构成中，个人支出占六成。政府投入的比例由1991年的25.1%降至2002年的15.2%，社会投入比例由39.2%降为26.5%，而个人医疗支出由35.7%上升至58.3%，个人费用从1991年的12年中增长了11.4倍，同期政府投入只增长3倍，社会投入增长3.6倍。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

卫生部在2003年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据卫生部测算，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因病、损伤和早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因病和损伤所耗费的医疗费相当于GDP的6.4%，两者合计占14.6%。

199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提出卫生工作的奋斗目标是：“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还存在较大差距，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的报告，目前全国约有近1亿人没有获得医疗服务，各级卫生事业费均低于规划目标。

公共教育经费投入过低，教育机会不均等加剧

我国建国以来偏重物质生产投资，忽视智力投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一值徘徊在2%左右。为了与国际可比，中国用预算内教育经费也即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大致与国外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可比的。从历年看，最低的1970年只占1.2%，最高的1985年占2.8%，以后各年均低于2.8%，1995－1997年降至1.8%，2003年估计预算内教育经费为3730亿元，占GDP3.1%，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长期以来教育经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教育弹性系数一直低于1%，按人口平均2003年为290元，仅折合35美元，只相当于美国上世纪90年代1400多美元的2.7%。

上世纪90年代，教育部门曾发布了《1991－2000年十年教育发展纲要》，提出教育经费占GDP4%的要求，但一直没有实现，到2003年还差0.9个百分点。2003年有17个省市区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要求。

教育纲费分配在城乡间极不平衡，教育机会不均等，且有扩大趋势。据2002年教育部的预算内经费统计，用于农村小学和初中的只占30%左右，中西部地区农村的中小学了有危房4000万平方米，有贫困学生2400多万人。农村贫困地区许多适龄儿童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成为新文盲；其次，在教育结构上，对基础教育投入偏低，2003年全国15岁以上文盲率达11%，西藏、贵州、云南、甘肃、青海西部地区高达55%－20%；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5.1%，西部地区只有1%－4%。农村普九未普及，师资质量差，因此，农民考上大学的比例很低。据对清华、北大的调查，来自农村的学生仅占1/5。城市人口中的大专和本科学历比例明显高于农村，竟分别高达55倍和280倍。

社会不公平，机会不均等加剧，各种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差距扩大。城乡差距1985年曾缩小为1.86倍，以后逐年扩大，2004年扩大为3.21倍。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应为6倍左右，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据2004年劳动和民政统计年鉴中的2003年数据整理，城镇劳动者（包括私企、个体、离退休人员）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1765元，而农村劳动者仅为14元，城乡比例高达126：1，这是城乡差距比例最大的领域。

地区收入差距扩大。近几年虽对开发西部加大了力度，但东西部的差距仍呈扩大趋势。如人均GDP、东西部的比例1991年为1.86倍，扩大为2003年的2.52倍，省际间差距更大，如浙江与贵州比较，由12年前的2.7倍扩大至5.6倍。

行业收入差距扩大。以2003年各行业的平均工资为例，最高为金融保险业达2.25万元，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达2.23万元。如按行业细分，以证券业最高，达4.26万元，其次是航空运输业，达3.34万元，而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只有6969元，最高与最低的比例为6.1倍，而1978年为1.3倍，若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则行业差距更大。

（摘自《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