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需调整社会结构

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结构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结构，好比一个人的骨架一样。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一般就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互为表里，相互匹配。现代社会既有现代化的经济结构，也有现代化的社会结构。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农业、农村的传统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很快，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几十年来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前一阶段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几乎投入了全部力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的投入相对就少了。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户籍制度、城乡体制、就业、社保等体制，有的改了一些，有的改革还没有破题，有的改革基本上还没有到位，所以现在的社会结构同经济结构还不相适应，还不合理，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因此，通过改革和调整，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的思路。

人口结构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2003年总人口为129227万人。这年出生1603万人，死亡827万人，出生率为12.4‰，死亡率为6.4‰，自然增长率为6.01‰，这些都是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年龄65岁以上的老人为9692万人，占总人口的7.5%。国际标准65岁以上人口超过7%，是老龄化国家。一般说，经济发达国家，才成为老龄化国家，中国是未富先老。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在改善人民生活，重视人民健康等方面做了有成效的工作。当然也是我们20多年来成功实行计划生育国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今后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障等事业的任务艰巨。

在2003年总人口中，16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为99889万人，据有关部门测算，到2006年，劳动年龄人口为10.5亿人，2010年将达到10.8亿人，每年增加1541万人。2020年达11.4亿人，2035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为12亿人。未来30年，如果我们的经济社会政策得当，那么我们能够尽享劳动年龄人口众多的人口红利，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很有利的。但是要使这十多亿人充分就业，都能各得其所，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就业压力将是今后长期要解决好的难题。

就业结构

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很不相称。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构成：一产14.6%，二产52.2%，三产33.2%；当年全国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一产49.1%，二产21.6%，三产29.3%。从上述经济结构看，农业与非农业的产值结构为14.6：85.4，这表明工业化程度已经进入中期水平，但同期农业和非农业的就业结构是49.1：50.9，这还是工业化初期的水平。这种结构偏差源于城乡结构不合理，又是造成当前农民贫穷的结构性原因。

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有关部门测算，2007－2010年，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都在1800万人以上，除去死亡，退休等因素，每年纯增劳动力在1000万人以上，在新增的劳动力中，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都要到城镇二三产业中就业。加上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推动作用减弱，就业弹性系数下降（上世纪80年代，年均就业弹性系数约为0.30，上世纪90年代已下降到0.11），所以，今后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而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城市化社会中，失业不仅是失去了工作，而且也失去了收入和经济来源，即使有社会保障，生活水平也会下降。失业待业的人数多了，肯定对社会稳定不利，影响社会和谐。所以就业又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有关部门已经提出来了“就业优先”的主张，这是很有见地的。

城乡结构

中国现在已是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2004年城市化率只有41.8%（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还处于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阻碍了整个现代化的进程，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影响人民生活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实际上已经在阻挠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另外，在占总人口41.8%的城市人口中，约有1.3亿人是进城半年以上的农村人口和外地人口，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他们并没有享有同城市居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其中有1亿左右是农民工，他们干的是二三产业的劳动，但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还是农村的。他们是城市里的边缘人，二等公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化初期阶段的社会同处在一个城市社会，城乡结构很不合理，而且城乡差距很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当今中国发生的诸多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

区域结构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的速度加快了，而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拿东中西三部的上海、河南、贵州相比较：1990年以来，上海和河南的差距从5.5倍扩大到6.2倍，和贵州的差距从7.3倍扩大到13倍。河南和贵州的差距扩大，从1.3倍扩大到2.1倍。地区之间如此大的差别，在国际上是少见的。2002年欧盟15国，24个地区之间最大的差距只有2.4倍。

究其原因，除了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等历史原因外，近些年来，东中西部的差距之所以急剧扩大，实际上是城乡差距扩大的反映。上海主要是城区，而河南、贵州主要是农村，如以上海、郑州、贵阳相比，差距并不大。还有个原因是上海市场化程度高，而河南、贵州的市场化程度低。另外有一个现象也值得重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通过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等形式，大量流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2004年上海外来人口达到536万人，北京400万人，江苏、浙江都有近1000万人，广东最多，有1800万人以上。而河南流出的劳动力为500－600万人，四川约600万人，安徽400万人，江西300多万人，贵州流出的也超过30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是青壮年劳力，也有一部分是高学历的人才。他们创造的巨额财富都留在输入地了，使富者愈富，这也是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可以看到，如果不采取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这种地区差距还会扩大。

社会阶层结构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济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都发生了分化，产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三资企业和科技和管理人员、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

现在形成的这个社会阶层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但还只是一个雏形，正在继续发育成长。因为，现代社会应有的社会阶层，中国都有了，今后只是各构成阶层的规模、比重会变化，但构成的阶层不会再有大的变化。而且，中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序已经确立，今后也不会有大的变化，但各阶层内的人员是可以流动的。

第二，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正在逐渐代替传统社会的社会流动机制。1978年以前，实行的是身份分层、政治分层。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由于户籍制度等的限制，凡是出生在农业人口家庭，只能从事农业，只能做农民；凡是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农民想转为工人，工人想转为干部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先赋性的社会流动机制，限制了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向上流动的积极性，很不公平，也不合理，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已经逐步改革了这种体制，社会流动渠道逐步开放，越来越多元化，使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向上流动的可能。

第三，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大发展的推动下，但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背景下，自然、自发形成的，还不合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其要求还不相适应。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核心结构，同时，社会阶层结构也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整体反映。中国现阶段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的不合理状态，就影响、形成、决定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处于不合理的状态，因此，整个社会结构也有待改善。

一个现代化国家一定是一个合理的有活力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这个阶层结构是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相辅相成的，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合理的、有活力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无例外的都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所谓两头小，是指拥有各种社会资源很多，处于最高和较高地位的社会阶层，其规模很小，而拥有社会资源很少，社会地位低的社会阶层的规模也小；所谓中间大，是指这个社会已经培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有的国家也称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相当的社会资源，足以使他们过上小康乃至于更高水平的生活，他们是政治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也是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一个国家　这样一种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这个国家也就实现了现代化。

比较而言，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离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还有一定距离。就结构形态而言，还只是一个中低层过大，中上层发育还没有壮大，最上层和底层都比较小的一个洋葱头型的阶层结构形态。就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构成和规模来说，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就是：该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

该小的没有小下去，是指农业劳动者阶层，应该继续缩小。前面说过，2003年我国GDP中，农业只占14.6%，但因为户口、就业、城乡体制的限制，农业劳动者阶层还占42.9%。如果我们通过改革，加速工业化、城市化，使这个阶层能降到20%－25%以下，则就会比较合理了。

该大的没有大起来，是指社会中间阶层（有的国家也称中产阶级）应该有较大规模扩大。据测算，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1999年为1.5%左右，近几年发展得比较好，平均每年增加约1个百分点，2003年已经接近20%。现在需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引导、调控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达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的结构，形成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不稳定，这是当前中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结构性原因。

（摘自《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