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五大矛盾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影响全局的突出问题。

一、投资需求结构不合理，消费需求不足。当前，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投资需求拉动和出口需求拉动，而消费需求显得明显不足。

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和200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是27.7%和25.8%，达到1994年以来的新的高峰。从资本形成率来看，2003年和2004年分别为42.4%和43.9%，其中2004年的资本形成率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虽然我们不能由此判断投资率过高，但从投资结构来看，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的因素。具体表现为：一是所有制结构不合理。200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70072.7亿元，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为50250.7亿元，占71.7%；集体经济为9886.9亿元，占12.6%；个体经济为9935.1亿元，占15.7%。从中可以看出，国有经济投资比重过大，而集体和个体经济投资比重过小。二是行业结构不合理。从不同行业来看，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投资比重最大的两个行业分别是制造业占25%和房地产业24.7%，而投资在农林牧渔业、教育、卫生（包括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及娱乐业分别占1.1%、3.1%、0.7%、和0.9%，显然比重过低。三是城乡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城市投资比重过大，农村投资比重过小，城乡投资比例严重失衡。2004年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1452.4亿元，相当于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8620.3亿元的19.5%。

从出口需求来看，2003年和2004年我国出口贸易总额分别达到36299.5亿元和49106.9亿元，分别占当年GDP总额的31%和35.1%，与上一年相比，增幅均在30%以上，对经济增长有巨大的拉动作用。

从消费需求看，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直接的持久效应，但我国的消费需求始终处于低位运行状态，存在消费需求总量不足，结构失衡问题。从消费总量来看， 我国的最终消费率自2000年以来呈现连续降低的趋势，2004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是53.6%，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总消费占GDP的比重大约为75%，高了我国约20个百分点，从消费需求的增长情况来看，从1979年到2004年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低于9.4%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从分阶段的消费增长率来看，1998年－2004年的消费增长率只有6.7%，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

二、收入差距过大。具体表现为：一是基尼系数扩大。从我国基尼系数来看，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至为0.21－0.24，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16－0.18，说明当时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基本上呈现一种平均主义的趋向。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综合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0，而且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曲线来看，仍将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二是实际收入扩大了。居民的实际收入是直接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一方面，仍有相当多的农村贫困人口，到2004年底，我国仍然有2610万农村贫困人口没有脱贫，基本上处于绝对贫困的行列。这就表明，我国城乡绝对贫困人口有4600多万以上。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在党的富民政策引导下，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我国已经涌现出了相当多的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也已经出现。可见，实际收入出现了扩大的趋势。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乡居民的可统计的收入差距经历了缩小、扩大、再缩小、再扩大四个阶段。1997年之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的第2轮扩张期。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可统计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23倍，2004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在3.20倍的高位上，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要更大。四是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各地区居民的收入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最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慢。到2004年底，我国上海城镇居民家庭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16683元，是全国最高的地区；而最低的贵州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7519元，前者是后者的2.21倍。2004年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7066元，是贵州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722元的4.1倍。在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而且落后地区的收入差距要大于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五是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为当前我国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使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的趋势。1978年我国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38：1,2003年我国19个大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为最低行业4.63倍。同时，行业内部不同职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

三、就业矛盾依然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劳动力的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来看，存在供给严重大于需求的问题。2004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虽然与2003年相比有所降低，但依然处于高失业率状态。2004年城镇失业人数达到827万，达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高峰。我国目前有乡村人口7.57亿，其中劳动力5亿左右。按照现有生产力水平，有1亿－1.5亿劳动力就能够满足基本需求，加之20多年来已经转移出去的近2亿劳动力，这就意味还有1.5－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二是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存在使就业矛盾依然突出。到2004年，我国的文盲占总人口比重为8.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0.4%，二者占总人口的28.7%，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有18%。这就充分表明，在就业方面，不仅仅是劳动力数量的供大于求，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素质不能适应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即供不适应于求，这是未来就业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三是随着近年大学招生规模的扩大，从2003年扩招后的第一届毕业生起就遇到了严峻的就业压力，而且这一压力会越来越大，由以前的上大学难正在向就业难转变。四是部分国有企业随着改革的深化还需要裁减冗员；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原有的由国家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将转变为自收自支的单位或企业，其中一部分人面临着职业转换或失业的压力；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机构需要进一步精简，相当多的公务员也要从政府部门走出，面临着重新就业的压力。五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　多，他们的就业问题也日趋突出。

四、资源特别是能源供需矛盾增大。从资源储备来看，具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储备总量大但人均占有量小，另一个是资源储备总量就比较低。从对资源需求特别是能源需求来看，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对资源的消耗也必然会大量增加，特别是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也随之升级，这就意味着对重工业产品和化工产品需求的增加，如钢材、水泥、橡胶、石油等。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同样的产值消耗的资源和能源比发达国家要多得多。

五、环境保护压力增大。20多年来，在我国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水污染、大气污染、噪音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固体废物越来越多，生态退化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直接威胁着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国家也为此会出了巨大代价。因此，我们面临着既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又要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

（摘自《中国改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