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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成立经过

更新时间:2021-04-08 11:37:55点击次数:1123次

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成立经过


张帆/文

▲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

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

周恩来、王若飞。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编辑:保定政协)